金融界

普惠金融规划近收官 各方寄望科技发力

  “现在银行主动找上门为我们服务,放款快、效率高、利率低,以前都是我们去敲银行的门,还屡次碰壁……”近期,《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上海市各行各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对融资环境的改变有切身感受。据说,银行行长到田间地头、菜场小巷已成为一种现象。   能把这段描述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精准画像吗?如果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这些小微企业

  “现在银行主动找上门为我们服务,放款快、效率高、利率低,以前都是我们去敲银行的门,还屡次碰壁……”近期,《国际金融报》记者走访上海市各行各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对融资环境的改变有切身感受。据说,银行行长到田间地头、菜场小巷已成为一种现象。

  能把这段描述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精准画像吗?如果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这些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还和记者表示,当下普惠金融还是“政策性普惠金融”,银行更多是“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

  同一批人,对普惠金融的两种不同描述,构成了普惠金融相对完整的一个维度,那就是普惠金融在过去的4年里,有了大踏步的发展,但仍存在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仍有着庞大的需求待满足。这是作为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临近收官之时,记者对普惠金融发展所得到的一些印象。

  普惠金融发展的成绩自不待言: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中国普惠金融建设取得成效,央行及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逐年上升,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逐年下降。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逐步凸显。

  比如,普惠金融推进中就存在乱象。国办、银保监会近日通报两家大型商业银行北京分行在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中存在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违规行为,颇有“杀一儆百”的意味,也折射出当下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实践中难以寻找到成本、收益的平衡点。

  最典型的就是,普惠金融在推进中要直面的“灵魂三问”:面对海量、分散、需求各异的长尾客户,如何精准触达并识别其身份和需求的真实性?在缺乏信贷信息和抵押的情况下,如何迅速完成信用评估并进行风险定价?针对小额、高频、管理困难的业务特点,如何实现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灵魂三问”,观照的是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授信时遇到的“世纪难题”,也是金融机构推进普惠金融的动力源(4.380, 0.02, 0.46%)。抛开政策的动力,如何解决金融机构的动力不足问题,换句话说,如何提高传统金融服务的能力不足问题。

  金融科技被推到前台。普惠金融的难点是信息不对称,关键是商业可持续,核心是对风险的有效管控。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实现商业可持续及有效的风险管控以便让金融更下沉、覆盖更广泛的小微企业成为推进普惠金融的核心议题。金融科技的数字化、智能化在实践中被寄予厚望,被认为具有解决问题的现实价值。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就直言,“掌握金融科技才能真正做普惠金融”。

  果真如此么?我们先回过头来,从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说起。

  1

  政策强力驱动和引导

  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导。

  2005年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选择了四川、陕西、吉林、浙江、贵州、福建等省份开展了区域普惠金融指标建设试点,并从2017年起开始了全国性的区域普惠金融调查与评估工作。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研究建立我国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随后,当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了普惠金融的含义:“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2017年5月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截至2017年6月底,五大行均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后续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业也陆续跟进。

  2018年3月,原银监会印发《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2018年推动银行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下称《通知》),重点针对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提出“两增两控”的新目标。

  “两增”即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两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通知》突出对小微企业贷款量质并重、可持续增长的监管导向。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对银行业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设定定量目标,明确要求“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

  新网银行行长赵卫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政府在普惠金融体制机制、产品服务、资本市场融资、信用信息体系等方面都有创新的举措,此外还通过跨部门的政策支持,深化“银税互动”,持续推进“银商合作”,开展“信易贷”等方式来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在考核上面也优化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监管考核目标,在专项金融债、风险资本、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突出差异化导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娄飞鹏表示,总体来看,普惠金融获得较大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引导。娄飞鹏对《国际金融报》称,就政策的方面看,从法律法规、财政税收、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方面对普惠金融发展给予了全面支持。

  2

  小微企金融获得感增强

  在国家政策的持续引导下,普惠金融建设成效逐渐显现。

  据世界银行《2017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报告》,从拥有金融账户的成人占人口比重数据看,中国账户拥有率已达80.23%,与发达国家分组的平均水平(94%)相比略有差距,但已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分组的平均水平(63%)。

  央行及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逐年上升,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在逐年下降。《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显示,2018年12月,中国全金融机构新发放的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16%,较2017年同期下降0.39个百分点。

  央行发布的《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指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状况得到改善,金融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金融对民生领域、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需进一步加强,我国普惠金融继续稳步发展。截至2018年末,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比上年末高8.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22万亿元,同比多增6143亿元。

  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则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成效显著,整体发展趋势向好,重点领域金融服务获得感明显增强。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三季度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16.9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增速比上季末高0.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2.13万亿元,同比多增7577亿元。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27万亿元,同比增长23.3%,增速比上季末高0.8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1.77万亿元,同比多增8097亿元。

  另外,《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对上海市各行各业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走访后了解到,近年来他们的金融获得感显著增加。大型商业银行也开始转变服务理念,由服务“双大”开始关注“双小”,银行行长也放下身段,走向田间地头、菜场小巷。

  从财报看,几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在践行普惠金融政策,工行、农行、建行已阶段性完成“小微企业贷款增长30%以上”的目标。

  具体来看,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工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301亿元,增速超过40%;农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1365亿元,增速36.45%;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较2018年年末增加2210.47亿元,增速超过36%。

  3

  仍停留在“政策性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虽取得不错成效,但仍有庞大的需求未满足。《国际金融报》记者从网商银行方面了解到,现实中,一些小贷机构的拒贷率达到70%,中小商家贷款难,本质上的原因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不足,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

  小微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抗风险能力弱、缺乏信用记录等先天特点,导致其在融资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小微企业多达5600万家,仅有11.9%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约有三分之二的小微企业没能熬过“死亡期”,中国60%以上的民营企业和90%的个体工商户没有银行贷款记录。

  此外,与大企业满额贷款慢慢使用不同,小微经营者更为精打细算,为了节省利息,只有必要时才申请贷款,并且尽快还款,有需求再贷,“小、急、短、频”的特点明显,在传统信贷模式下,银行往往难以兼顾成本和收益,大都不愿贷给小微企业。

  建信金融科技总裁雷鸣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普惠金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与其说是银行不愿意服务小企业和小行业,不如说是传统金融的服务能力不足。

  中国工商银行(5.710, -0.02, -0.35%)总行高级风险经理郝志运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小微企业普遍缺乏完整真实的财务报表,也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银行面临极高的审核成本和违约风险,传统的银行风控手段标准相对单一、灵活性较低。

  实际上,在“量质并重、可持续增长”的监管导向下,银行在践行普惠金融过程中也存乱象。国办、银保监会近日通报建行北京市分行和平安银行(15.590, -0.27, -1.70%)北京分行在小微企业贷款业务中存在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等违规行为,影响了国家有关利民政策措施的落实效果,削弱了小微企业的获得感。

  依据通报,建行北京市分行主要涉及违规向小微企业借款客户搭售人身险产品,违规将押品评估费转嫁给小微企业借款客户承担及“一刀切”要求所有小微企业借款客户为抵押物购买财产保险。平安银行北京分行主要涉及违规在个人经营贷款过程中搭售高额人身险产品。

  银保监会在通报中指出,在12家银保监局对辖内银行机构进行的调查暗访和相关检查中,也发现一些银行存在要求客户以贷转存、未按监管法规规定承担融资相关环节费用等不合理抬高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问题。银保监会要求银行机构充分认识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坚决纠正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继续有效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北京银保监局对两家机构进行了处罚,并随后印发了《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规范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收费的通知》,重申“严禁借贷搭售”、“严禁转嫁成本”等要求,同时细化借贷搭售、转嫁成本的违规表现形式。

  在此前的走访过程中,也曾有多位沪上的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对记者指出,当下普惠金融还是“政策性普惠金融”,银行更多是“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

  4

  金融科技 能否破局

  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看,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亟待拓展,“灵魂三问”仍有待解答。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被视为“实现真正普惠金融”的利器,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实践路径。银保监会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明确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引领,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

  现实中,银行机构也正在积极探索。以建行、工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通过联合各级政府,凭借内部金融科技力量,正逐步形成分层风控体系,从而实现对小微企业金融需求的快速响应。而以网商、微众为代表的民营银行借助阿里巴巴、腾讯等关联企业多年服务长尾客户、拥有丰富行为数据的优势,利用互联网技术构筑智能化借贷体系,以此触达更广泛的小微群体。

  据雷鸣介绍,建行通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公安身份识别等外部资信及资金结算、交易流水、存款投资等内部强金融数据,加上人行征信、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公共数据,通过对数据的系统集成和深度挖掘,完整呈现客户的身份属性、信用属性、消费属性、行为属性和社交属性,实现对客户的精准画像。

  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依据客户的基本信息、实控人信息、经营能力、履约能力和风险信息等,建立了反欺诈、评分卡、授信、定价等一系列模型,对客户进行提前授信。“‘数据+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依赖抵押品的传统信贷模式,大大减少了审批中的人为因素,使信贷审批更加准确和高效。”雷鸣称。

  此外,雷鸣指出,建信金融科技协助母行建立了基于大数据的贷款全流程自动监测、预警和处理机制,可以对借款人的贷后资金流、经营状况、履约行为、账户行为、负面舆情、风险传染等进行自动预警,及时干预处理。

  微众银行行长李南青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金融科技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更可靠、更高效、更有能力的技术来替代传统的人力和渠道,对银行的营销和服务、风险管理、运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实现“三升两降”,即提升效率、体验、规模,同时降低成本和风险。

  虽然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都在利用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建设,但在金融科技基础设施仍有待完善,数据采集及利用边界仍不明确的当下,金融科技产生规模效应仍需时日。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有待政府统筹,打破信息孤岛,建立政府主导的数据库,联合相关各方密切协同,打造一体化的普惠金融平台。

  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兼CEO岳志岗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事实上,科技金融更多的是解决效率和风险的问题。从一定程度来讲,普惠金融的科技应用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数据的合规与来源的问题。岳志岗认为,小微企业融资不应局限于贷款——即“间接融资”,还应规范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环境。

  李南青认为,目前,金融科技在助推普惠金融方面存在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壁垒方面。其中,信息不对称表现在普惠对象的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大部分的数据尤其是微小企业相关的数据仍未开放,且真实性相对欠缺。政策壁垒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的地域性经营限制等方面。李南青建议推进大数据征信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探索通过互联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拓展普惠金融的可触达范围。

  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文君则建议,普惠金融可以跟精准扶贫项目紧密合作。陈文君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现在许多地方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在小微企业贷款方面,银行可以和政府合作,获取到更多数据。有政府数据的支持,对小微企业来讲,获得银行授信的可能性更大。